DOI:10./j.cnki.-..01.13

摘要

21世纪以来，为破除“唯论文”，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理事会牵头，倡导“质量而非数量”学术评价机制转型。在改进“评价方法”上，注重发挥同行评议基础性作用；针对量化指标，建立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明确其对同行评议的支持性作用。在拓展“评价内容”上，强调学术能力综合评价，尤其注重科研领导与合作能力，兼顾个体学术职业发展状况。德国学术评价机制转型对我国的启示是：加强对不同评价方法功能与问题的认识，是学术评价机制转型的基本前提；在操作层面实现“统计有度”和“比较有方”，是学术评价机制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基于学术系统复杂性和多元性特点，学术评价机制的完善要以健全学术系统为总体目标。

关键词

德国；学术评价；方法；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评价机制是学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全球扩散，以绩效为导向的高等教育调控政策，一定程度导致学术评价过分偏重量化指标。追求卓越和效率的审计文化使得教师考核标准单调化，缺乏学术评价整体设计。我国建设一流大学，非常看重论文成果。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以“数量至上”，既违背知识生产规律，又容易造成学术不端。针对高校教师评价工作中“唯论文”现象，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要求“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同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深刻认识‘唯论文’现象的系统性危害”，要求“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为将该要求落实落细，需要在方法和内容层面，探讨合理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发源地的德国，也经历了学术评价机制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学术工作环境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导致诸多关于学术评价的争议。随着政府缩减基本财政拨款，第三方经费越来越成为一种补偿，同时也变成了一项重要绩效指标，其分量在德国科学体系的所有领域显著增长，因为这直接影响高校绩效性财政拨款额度；此外，大学排行榜和评估程序盛行，强化了德国学术体系中以指标为导向的绩效竞争。随着指标化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献计量在科研资助分配和学术评聘中发挥明显作用，德国一度陷入“发表洪流”（Publikationsflut）。相应地，学术发表沦为机会主义者的工具，如将科研成果拆分成“最少可出版单位”（LeastPublishableUnit）；隐去互相矛盾的数据，或者不公布“消极的研究结果”；降低对研究结果“可复制性”要求。还有学者指出，论文被同行拒绝后，其核心观点“及时地”出现在他人文章中，这揭露了“同行剽窃”可能性。由此，学术讨论文化变得不再公开，申请第三方经费压力增大，青年学者处境愈发糟糕，而“追求成功的压力”容易导致学术不端。

　　为扭转这一局面，德国最大学术资助机构，即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和德国最权威科学政策咨询机构，即德国科学理事会（Wissenschaftsrat），发出了“质量而非数量”学术评价转型倡议，从评价方法和内容两个维度，提供了精细化操作意见，旨在扭转“唯论文”不良导向。同时，各高校在教师评聘中也有相应实践，共同推动了学术生态体系良性运转。基于此，本研究 　　（一）全面改进学术评价方法

　　德国学术评价机制转型的首要措施是全面改进学术评价方法。“不唯论文”并非“不看论文”，而是用合理方法使用“论文数量”和“评价论文”。德国的做法是发挥同行评议的基础性作用，并完善具体程序；针对量化指标，建立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明确其对同行评议的支持性作用。

　　1.发挥同行评议的基础性作用。同行评议（peerreview）作为一种具有主观性特点的学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最早出现于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年）会刊《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的审稿程序中。后来，这一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学术评价领域。无论是对于期刊文章评审，还是在科研资助分配或学术招聘程序中，同行评议作为“学术界内部一种制度化的自我控制”，最有可能判断研究质量，也最契合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在学术评价机制转型中，应发挥同行评议基础性作用。

　　然而，同行评议有明显缺点：第一，由于缺乏协调，不同评估程序时间间隔太短，且支持同行评议所需资料（包括机构提供的资料）常常难以统一，负责机构需要承担很重负担；第二，由于管理服务很难跟上，评审工作量总体分配并不均衡，这会导致一小部分专家承担过重评审任务；第三，同行评议易受个人和机构声誉的影响，评审有时也倾向于在判断中引入自身在题目和方法上的偏好，且易受群体压力影响，往往得出同质化判断，这会导致研究者偏重学术界主流题目，阻碍创新研究。

　　基于以上问题，德国的做法是从三个方面改进同行评议。首先，由于同行评议动用大量资源，在采用此方法时，组织方应充分说明理由。通过此程序旨在让负责机构认识到组织同行评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便做好准备工作。其次，同行评议与其他评价方法一样，存在缺陷，应反思评审程序并做好质量保障工作。在选择评审时，注重组合多样性，特别是纳入国际评审和青年学者。最后，评审须对同行评议风险保持足够警觉，包括偏爱主流题目、群体压力影响等。由此看来，尽管同行评议是从定性角度评价学术工作的基本方法，但使用者须对这一方法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而评审的选择与组合则是保障同行评议质量的关键要素。其中，德国科学理事会专门强调，同行评议应纳入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这有利于实现评审任务的合理分配，保障评审成员拥有充足的评阅时间，以提升论文评审质量。对青年学者而言，也能通过评审工作获得学习机会，以更好融入学术共同体，这有利于提升同行评议的整体质量。

　　2.建立量化指标的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在学术界，竞争并非新出现的现象，一直以来就存在围绕知识高峰、教职岗位、学派建设以及学术声誉的竞争。21世纪以来，量化指标在学术竞争中发挥了明显作用。然而，以数量为衡量标准会给学者带来大规模发表压力，并不能为评估高质量学术工作提供适当基准。同时，科研活动数量增长，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这并不一定带来所期待的学术质量。

　　为避免“量化崇拜”，德国的做法是，针对量化指标，建立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这一体系具体包括五类量化指标，（见表1）并细分了文献计量指标。（见表2）结合表格内容，每项量化指标都有固定功能，且存在不同问题。其中“发表物数量”能一定程度反映研究者生产力水平，但会刺激“更多发表，而不是传递必需的科学认知”。由此，应明确量化指标对同行评议支持性作用。如文献计量指标只能用于同行评议，其功能是为同行提供信息支持。此外，针对文献计量指标中“发表物数量”，应尊重不同专业发表实践与文化，兼顾专业领域“平均值”。

在科研评审环节，尤其容易过分 　　（二）综合拓展学术评价内容

　　除全面改进评价方法外，综合拓展学术评价内容，也是德国破除“唯论文”的重要保障。其核心是，扩展“学术成绩”概念，除知识生产外，强调“科研服务”重要性，如主持科研项目、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主编出版工作、学术委员会工作等。年，德国科学基金会结合“良好学术实践”倡议，提出评价学者表现的“多维方法”，即“成果评价首先基于质量标准，而数量指标则视具体情况和经甄别后才能计入整体评价中；除《普通平等待遇法》中规定类别外，若自愿说明，简历中反映的个人特殊情况也被纳入评估过程”。

　　针对多维学术评价，基金会提供了具体参考项目。首先，高质量学术工作以学科标准为基础，应考虑各学科特点与传统。其次，除知识生产外，学术评价还包括对教学、学术自治、公共关系、知识和技术转让的贡献，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贡献，学者学术态度（如认知的开放性和风险承受度）。此外，因个人、家庭或健康状况而耽误的时间，或由此导致培训延期、选择其他职业等，应在评估中予以考量。可见，这一多维方法倡导了学术综合评价，除强调学术工作知识价值外，还突显学术工作社会价值。同时，学术评价兼顾学者个人职业发展状况，反映出对个体需求的尊重。

三、德国高校学术评价转型的具体实践

　　在德国学术评价转型中，高校作为学术团体重要成员，在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理事会指导下，也有相应实践。德国高校联盟（DeutscherHochschulverband）主席波尔哈特?肯彭（BernhardKempen）指出，自科学基金会采取措施阻止“发表洪流”以来，“现在该轮到高校采行动了”，而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改革学术人员评聘规章，“否则所有人都在写，但几乎没有人会读”。下文以德国高校学术人员招聘，特别是终身职位聘任规程为例，从方法和内容两个维度，梳理德国高校破除“唯论文”具体实践。

　　（一）优化定量与定性评价具体操作方法

　　与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理事会的思路一致，为避免“唯论文”，必须优化使用“论文数量”这一评价指标，而非将其完全摒弃。在学术人员招聘程序中，德国高校首先明确了文献计量指标的合理使用方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采用“以博士论文为起点”和“时间间隔”计算方法，实现文献指标统计“相对化”。杜塞多夫大学招聘指南强调，在统计发表物数量时，以获得博士学位时间为起点，计算每年发表物数量。此规定表明，学术评价始于博士生“出师”之时，并强调逐年积累学术成果的重要性。耶拿大学在招聘规程中指出，“资深者往往留下发表物多的印象，这不应给青年应聘者造成负担，应根据‘时间期限’衡量科研成绩”。第二，不单独使用文献计量指标，应聘者在填报“论文数量与名称”时，须说明论文内容，而评审则以博士论文为参照，评价其整体科研成绩。斯图加特大学在终身教职聘任规程中指出，除注重方法论基础和创新特质外，还要“与博士论文相比较”，评价“科研工作的拓展性和创新性”。马格德堡大学在终身教职聘任规程中采用了同样方法，除 　　可见，在使用文献计量指标时，除通过“以博士论文为起点”和“时间期限”来优化统计方法外，还要求“与博士论文相比较”，建立参照系，以实现“比较有方”，这进一步明确了定性评价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优化定性评价操作方法，尤其是完善评审回避条件，是保证评审公平公正的关键。以波恩大学为例，其招聘指南规定了回避情况，包括曾作为专家参与候选人的博士或教授资格评审，或存在亲属关系，或与候选人存在职业关系或上下级关系。以马尔堡大学为例，在选拔评审时，须避免以下情况：①在学术考试程序（博士学位、教授资格）中担任过候选人导师；②目前与申请人受雇于同一所大学或专业领域，或过去三年与申请人受雇于同一所大学；③在过去三年内与申请人共同发表过文章，或共同开展科研项目；④候选人的委任直接影响评审或其同事的职位或职能，或者评审与候选人之间有竞争关系；⑤如果（根据现有“学派”发展情况）评审明显属于另一种理论方向，这可能造成负面评估。可见，评审回避条件非常复杂，不同大学有不同规定，除师徒关系、工作关系或亲属关系外，还需注意学派关系、学术合作关系等。

　　（二）注重学术能力综合评价

　　为破除“唯论文”，须拓展学术评价内容。与德国科学基金会“多维方法”相一致，在高校招聘规程中，一个明显转向是，实施学术能力综合评价。以耶拿大学招聘规程为例，在“候选人选拔”章节指出，“质量和原创性，而非数量，在确定人选中起决定作用”；除学术发表外，给予科研合作能力、科研领导能力等适当权重。斯图加特大学终身教职聘任规程也体现对学术能力综合评价的重视。如要求应聘者提供不超过10页的职业自述报告，其中除填报发表物和第三方经费数量外，还要描述校内团队科研合作，区域性、国家与国际科研合作和跨学科合作”。以上评价维度不仅反映出对整体科研生产力的兼顾，而且注重除生产性指标之外的其他重要学术能力，特别是科研合作与领导能力。

　　当然，由于大学科研实力和规模不同，围绕综合评价的相关规定也有差异。与以上两所高校相比，凭借雄厚实力入选德国“卓越大学”的柏林洪堡大学，不仅增加了判断发表物质量的方式，而且更详细定义了各项维度，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注重与专业相关、具有实质性个人贡献的发表物质量，必要情况下可考虑数量；在提供发表物时，需说明研究问题深度和广度，长期研究项目方法论基础、创新性以及对研究领域贡献，出版物接受与评价情况。第二，强调建立与维持科研合作的重要性，包括与其他大学机构、校外研究机构合作以及国际合作，参与研究项目或担任发言人、组织跨学科专业会议、组织或参加国际性专业会议等。第三， 　　此外，德国高校在学术评价中还强调对学者个人诉求的尊重，这有利于在招聘程序中保障机会公平。以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为例，其招聘程序指南专门提及“下列标准不得对学术资格的评价产生不利影响”，这些标准包括因护理或养育子女而中断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或延迟完成个人培训课程，由于照顾儿童或有护理需要的人而造成的时间限制，因家庭原因中断学业或推迟资格认证，因残疾、慢性病或长期严重疾病造成的延误或中断。

四、结论与启示

　　为扭转“发表洪流”，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理事会推动了“质量而非数量”学术评价转型，各高校在学术评聘中也有相应实践。总体来看，德国做法是，发挥同行评议基础性作用；针对量化指标，建立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明确其对同行评议的支持性作用。在内容上，强调学术能力综合评价，尤其注重科研领导与合作能力，兼顾个体学术职业发展状况。德国学术评价转型理念及操作方法，可为我国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如下启示。

　　首先，加强对不同评价方法功能与问题的认识，是学术评价机制转型的基本前提。在扭转“发表洪流”的实践中，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立刻取消针对论文的奖励措施，或者凡事都讲同行评议。同行评议与量化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法，各有优劣。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方法否定另一种方法。量化指标能一定程度反映学者在固定时段内的学术生产力，但并不能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预测其未来学术成绩的绝对标准，而且量化指标很容易被操作，导致学术发表泡沫。对此，德国经验是，针对量化指标，建立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更多发挥量化指标信息支持功能。相较而言，同行评议最有可能判断论文质量，也最契合科学研究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应对其风险保持警觉，特别是容易偏爱主流题目或受群体压力影响。对此，德国的经验是注重评审组合的多样性，特别是纳入国际学者与青年学者，同时细化回避原则。

　　其次，在操作层面实现“统计有度”和“比较有方”，是学术评价机制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破除“唯论文”，并非不看“论文”，而是更好地使用“论文数量”和评价“论文内容”。对此，德国的做法是，强调“博士论文”的重要参照功能。如采用“以博士论文为起点”和引入“时间期限”的计算方法，实现文献计量指标比较的“相对化”，这有助于做到“统计有度”。同时，在同行评议中，不单独使用文献计量指标，而是要求申请人说明科研成果的内容，包括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法论基础等。为实现“比较有方”，评审应将申请人填报的整体内容与其“博士论文”相比较，以判断学术工作的拓展性与创新性。

　　最后，学术评价机制的完善要以健全学术系统为总体目标。评价机制改革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