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里达大学教师学术工作信念研究

大学教师的学术信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商业化与企业合作的策略更是引起广泛      

生物医药实验室受访的研究人员无一例外地对市场导向持积极态度。他们非常感谢与公司,特别是与分公司的密切联系,认为这是让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走上正确轨道并产生具有实用价值结果的保证。就保持高质量的研究和个人继续学术生涯的动力而言,这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

与工业和商业价值的联系被认为属于生物药学和技术研究的固有特征,因此它们在该领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实验室历史的早期阶段,研究更多集中在基础研究上,但即使在那时,其最终目标仍然是产生可能具有商业需求的应用程序和产品。在这方面,研究人员将该单位的历史设想为一种凯旋的进行曲,从基础研究开始,逐渐取得适用的成果,最终使其有可能进入商业领域。因此,技术突破和商业产品被认为是研究工作取得成功的标志。

     

即便是注重科研商业价值的机构也同样会强调传统的学术使命。一位双聘于药学院和生物医药与技术试验的副教授龚(Gong)认为:“科研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公众,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转换研究,我们现在发现的结果,将来可以直接用到病人身上,临床运用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病人更安全或者阻止疾病恶化。我们实验室的人很少去开公司,最多只是转让专利。我们以前有人开过,后来就走了,因为我们每年评估的时候就会问你外面是否有利益回报,如果有的话就写一个声明,我觉得那样很难兼顾,除非你只是股东不加入日常的运作,我以前一个同事自己开公司,后来就离职了。就在我主要聘任的药学院,实际上还是比较看重论文发表,即便是生物医药实验室也不是完全不注重发表的。”

     

佛罗里达大学于年制定战略,提出重点支持生物技术创新以此提高该校在科研及成果商业化方面的领导地位。目前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已经成为该校核心战略,其科研资金从3-4年的4.7亿美元上升到年的70.2亿美元,学校有占地40英亩的创新孵化器,孵化了大批大学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项目,专利授权数、许可颁发数和孵化企业数已经进入到全美排名前五位置[4]。

讨论

(一)洪堡式叙事:服务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信念

服务学术的信念主要分布在软纯和硬纯学科领域。政治科学系这样的传统学系组织按照洪堡的大学思想,坚持教学和研究并重。因此,尽管外部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工作的出发点是学术自由,允许学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性质,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指导。这种学术信念以学术自由为基础,强调自我表达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学术工作基于“自己的兴趣”,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冒险”,一种到未知领域的令人兴奋的旅程,教学与研究的结合被视为一种理想。学科工作需要奉献与激情,学术工作构成了学者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研究与生活可以等同起来”。这种学术信念以学术界作为参照群体,因此一个人在自己领域内提高知识被认为是追求卓越的基本动机。政治科学系科研资金过去基本上来自预算资金。由于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该系在吸引外部资金方面表现得很积极,也很成功。然而,研究的市场相当有限,仍主要集中在学术界。整体而言,该学系通过偏爱政治学领域中更理论化、更少工具化的方面来提高地位。传统上,外部世界往往认为许多纯学术工作缺乏任何广泛的社会理由,既不需要也不值得任何重大的财政支持。在实证较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外部因素可能会很好地影响研究活动的模式,但研究对实践的影响很少是直接的。在整个软纯领域内,学者倾向于个性化的工作模式,而与外部利益集团的关联性相对较弱。但最近,由于资助机构青睐大型项目,政治科学系也参与了更集体的、面向项目的研究。然而,对外部资金条件变化的适应不是简单的或机械的。尽管政治科学家们已经建立了一些项目并获得了资金,但他们仍然在这些项目中以传统的方式工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遵循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个人主义的工作模式。政治科学家通过这种应用型与理论型的研究实践的双重生活,成功地将外部压力适应于自身的传统、价值和理想。政治科学这样的纯学科的学者面临的两难问题是,他们应该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和“其他任务”之间分配时间。前者主要指论文工作,后者包括其他研究任务、教学、技术领域以及关系的维持。其他工作还包括科普(如公开讲座、写政治评论文章)或给单位同事和学生提建议,或者为自己的研究争取资金。一方面,许多受访者认为只有论文工作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论文将表明我确实完成了岗位任务。换句话说,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有用,例如,从职业的角度来奖励自己”。而有些受访者认为,只专注于论文和研究生培养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你就会对现实和研究如何进行了解得更少”。政治科学系这样的纯学科机构在吸引外部收入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同时没有放弃其传统和理想。在许多方面,他们仍然遵循其学科的传统学术价值,如在工作模式、出版专著、根据个人兴趣和智力挑战选择研究问题、强调工作内在动机等方面的个人主义精神。然而,参与学术研究市场的竞争,并不是没有在本系盛行的价值观、理想和实践中留下任何痕迹。相比于应用学科对外部资助的高度依赖,纯领域学科的教师倾向于认为获得大量的外部资金和应用型的学术工作是地位较低的活动[5]。他们认为,那些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必然与外界有更密切的联系,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利用这些联系,包括为他们的毕业生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利用额外的收入来改善所在学系资源,而他们所在的学科有“学术资本主义”的端倪,但传统的服务学术的价值则更为重要。(二)象牙塔外式叙事:服务社会大众的学术信念这种类型的学术信念试图找到学术工作的社会关联性,即便是政治科学这样的纯学科部分研究者也在强调自己的研究与当今的政治思维方式、治理实践有所关联。就像受访者所说:“我也为社会大众写作,我做研究不仅仅为了让其他政治科学学者能够在自己的办公室热切地阅读它,我还试图考虑,它能为社会讨论政治问题提供什么样的更广泛的视角。”对社会的承诺、责任感和公共利益也使学术界向公民社会开放,“我认为政治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国家功能,它将重要的政治思想传播给更广泛的读者和公众,这样其他人除了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也能理解他们并获得知识”。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赫恩提出,我们有责任把在基础研究中获得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联系起来。例如,研究政治不满原因的学者有责任为改进选举程序而进行的公共辩论和政策讨论作出贡献;化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都有责任利用他们对环境的理解帮助制定政策应对全球变暖;研究创造力的心理学家有责任帮助公立学校设计基础教育课程以提高学习效率;经济学家有责任用他们对消费、投资和储蓄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帮助政府设计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6]。约翰·杜威也曾认为:“除了法律意义上的管理之外,现代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承载着公共责任,教师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是一种公共功能,这种功能的行使代表着他们道德上的雇主——整体社会的利益。”[7]      在具有服务社会的学术倾向的不同学科中,学者需要面对的是保持学术兴趣和社会需求之间平衡的挑战,因为社会大众的要求非常灵活多变,强调“越来越多的适用性和速度”。随着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广泛,服务社会的学术定位的空间有逐渐缩小的危险。因此,这种类型的学科往往将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研究实践融入更多的学术追求,从而提升学科在科学界的地位。此外,传统的学术成果同行评议制度与服务社会的成果评价之间还存在不兼容,学者需要在学术工作的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之间进行平衡。(三)市场营销式叙事:服务市场的学术信念市场营销模式遵循以市场为导向的逻辑,其信念受到管理主义的深刻影响。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市场部门之间,与公司和其他外部机构的合作以及对效率、生产率和成本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学术工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便是政治科学这样的纯学科,也越来越强调出版物的数量。除了效率,市场模式也突出了学术工作的创业本质。由于筹资方式的变化,外部收入来源已经成为高校、院系和学者个人财务的重要来源,这导致寻求资助成为学术工作的关键任务之一。研究表明,一些高级学者能够从外部资金的增加和与非学术伙伴的网络中获益,他们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经理或学术企业家[8]。一项重要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对美国40所主要大学生物技术领域的1名学术研究人员的调查中,有产业支持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比率更高,申请专利的频率更高,参与的行政和专业活动也更多,而且比没有这种支持的同事挣得更多[9]。      科研人员要与增加的工作量和与责任、绩效测量和外部评估相关的压力作斗争。其结果往往是困惑或身份危机,而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新身份的出现[10]。像生物医药实验这样的机构与制药公司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该机构已然成为大学院系作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和研究机构的领域的外延体。由于学术工作的日益市场化,部分资深学者的工作就像是企业经理一样,他们做出决策、寻找资金、组织并与资助者和合作伙伴保持联系,不断与专利部门接触。      营销模式的学科努力做到不与传统学术价值观和学术规范相冲突,生物医药实验室这样的硬应用学科对市场导向有着强烈的信念,但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学术价值和理想。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观与机构的传统学科价值观并不冲突,因为市场精神本身被视为属于应用领域知识的性质。这样,大学科研资助模式和科学政策制定的最新变化与实验室的研究倾向完全吻合。然而,从事学术资本主义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使该单位的研究实践从学术科学转向了应用科学。研究人员对这些变化表示欢迎,但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学术价值,即使这两种价值并存会在半实验室的日常生活中造成紧张。按照服务企业的学术模式的叙述,科学界并不是他们学术工作的主要参考群体,相反,资助者的作用是突出的。如果大学被鼓励或者在极端情况下被强迫追求学术成果的市场价值,这种学术自由可能会受到阻碍,学术文化将转向注重产生具商业潜力的研究成果,并脱离基础研究的学术传统[11]。(四)合同式叙事:服务政府部门的学术信念

美国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体系依赖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研究型大学在参与国防科研项目和医疗保健政策咨询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当今竞争激烈、全球化、知识驱动的经济,其特征是生产、服务甚至创新的外包趋势,再加上知识工人的离岸转移,将对大学当前研究和教育范式的相关性提出严重挑战。

研究型大学在全球知识驱动的经济竞争中所发挥的创新角色日益重要,创新需要新的知识(通过研究)、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基础设施(包括实体和网络)和新政策(知识产权、反垄断、税收),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等知识机构的能力。大学现在被定义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固有部分,他们被期望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发展[12]。这种趋势特别明显的是,通过国家技术机构资助有助于工业,特别是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的研究,政府研究经费和委托购买服务项目经费迅速增加。相比纯学科,应用学科领域的学术活动再次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有关政府部门在确定研究议程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外部资助单位和购买政策服务的部门以基金作为杠杆,对应用型学科发展重点和科研方式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看,大学与政府的伙伴关系总体上有利于大学和用户部门的互利,并为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政府为大学提供大量的研究经费支持、政策咨询机会、对研究生的支持、毕业生就业的机会,以及让学者了解行业、专业和政府机构内的新发展的机会。政府部门用户也通过获得大学的专门知识和设施、从研究成果中获得大学知识产权以及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毕业生而获得大量利益。另一方面,有时会造成紧张的局面,甚至参与其中的学术研究人员也承认其中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批评者声称,这种伙伴关系威胁到传统的学术价值观,导致在基础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扭曲,并倾向于把功利主义和商业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使一些学者忽视他们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责任。政府研究合同导致研究人员向同事隐瞒科学信息和材料,推迟发表,从而对科学信息的自由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旅游、休闲与运动管理系的受访者对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大学应更努力地加强其在政府机构资助研究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大学有特别的责任向更广泛的社会提供它们的专门知识,社会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支持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政府机构合作。一位受访者表示,大学有责任在其应用研究中提供可能有用的独立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提供分析,供政府部门考虑有关政策发展的问题,并有助于就政策方向进行公开辩论。      哈曼(Harman)和奥利弗(Ollif)探讨了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确定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复杂的谈判合同、及时支付资金、资金不足的项目、不切实际的时间表、政府机构人员变化频繁、虚幻的期望与合同价格、知识产权问题,官僚政治的影响以及政府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政治议程[13]。受访者最主要的抱怨是难以及时获得向大学支付的资金。在许多情况下,付款姗姗来迟,导致项目被推迟或在大学愿意提供信贷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预借支付方式。有研究人员在等待资金到位的过程中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不得不使用其他学校的研究基金开展项目。此外,服务政府的学术定位还需要考虑政府赞助研究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利益冲突问题、研究结果发表的限制等。研究结论

(一)四种叙事的共性

从研究过程看,虽然这三个学术单位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在研究的组织、面向市场的程度和所面临问题的性质方面,但学者在理解他们的工作时,似乎依赖于一种共同的叙事文化,只不过每个学术机构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由此可见,学术工作及其最近的变化是用相互矛盾的方式来解释和理解的。学术工作的四个核心叙事各有不同的功能。

如前所述,象牙塔外的叙述代表着学术工作从共同体内部走向外部变化的中间地带,还可以用来强调与学术自由有关的问题,从而使其转向管理主义和服务职能合法化。洪堡式叙事表明,市场化的发展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学者继续追求这样的目标和理想,做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致力于智力挑战的话题,并期待在科学界获得声誉。即使是那些最赞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人也会发现这种以学术为导向的工作模式很有吸引力。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愿意放弃学术界的价值、规范和理想,而是希望同时抓住这两个世界。由此可见,在单位中发生的变化,其特征是连续性而不是根本性的断裂。

因此,传统学术文化并没有被“后学术文化”所取代,传统学术价值观和规范仍然是大学研究的核心[14]。也没有实质性的迹象表明“认知漂移”倾向于市场逻辑。换句话说,尽管市场标准在评估研究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例如,研究如果得到资助就会很好),但在真理主张和研究质量方面的学术标准仍然具有相关性[15]。

(二)四种叙事的矛盾      虽然各种学术信念可能共同存在某学科组织之中,但是信念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例如政治学系决定发表理论性的研究成果或服务一般的大众读者时,在选择发表媒介方面具有一定的冲突性。一般的学者往往无法既熟练使用学术语言,向学术社区的读者写作,也能使用大众语言,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可读性强的普及类文章。实际上,造成科研价值信念冲突还有外部压力尤其是科研资助方的压力。以生物医学实验室为例,在实验室成立早期,遵循的是理论导向的科研,科研周期较长,容忍研究风险存在,而随着外部资助涌入,资助结构变化导致科研越来越短周期、保密和不允许失败,之前的学术惯习被商业公司的科研惯习取代。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和研究型大学直接的商业化,都引起了大学教师社群的担心。最主要的担心是大学与企业的这种关系会破坏大学生产与传播知识的核心使命。更有人担心研究型大学可能沦为企业的“劳务市场”。如果真是如此,传统的学术信念——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基础研究成果——就会受到严重扭曲。在一些由企业资助大学进行的专利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服务政府的科研和服务大众的科研貌似是可以兼容的,但实际上也是彼此冲突。政府合同性质的课题往往是有明确的时间要求,需要短期内拿出研究报告或者技术产品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研究者开展研究和报告形成之后无暇与公众对话,也不可能大量走访民众,了解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广泛看法。从访谈看,政府资助的政策类研究非常注重时效性,研究者往往对“支撑政策方案的证据和技术上可行性”更为      从访谈看,受访的不同学科组织具有不同的科研价值信念,并形成了各自的学术文化。尽管各个学术组织都受到了学术资本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影响,但是各机构反应的方式是不同的,都在尽可能地保护自身独特的科研文化[16]。因此,用一种单一的模式来概括任何一个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都是过于武断的。本案例研究的启示是,当前研究型大学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外部压力导向的科研服务政府和服务企业模式是否会遮蔽或者是排挤其他的科研价值信念。各个学科单位越来越倚重外部资助,从学者的立场看,他们所忧虑的是,对于从事科研的学者而言,如何找到时间和资助去做那些不只是“可以做”而且是“考虑值得做”的研究。(三)四种叙事的平衡   本研究发现,当前学术工作的整体特点是连续性和变化并存,即保持传统的学术价值和新的创新型价值的增长,学者日常工作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前者强调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声望和认可以及对自己所在领域的贡献和高影响刊物上的论文贡献,而后者欣赏的是管理和组织上的价值美德,包括吸引外部资助、创造和维持学术界内部和跨界的大型网络,良好的客户信誉,按时按质完成资助机构要求的目标。这意味着当前学术界的情况是以两个价值集并存为特征的。面向市场的价值和理想得到加强,例如强调吸引外部资金、在资助机构内建立良好声誉、成本效益和效率的能力以及在学术界内外建立和维持大型协作网络的重要性[17]。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学术价值和理想,如自由和自主,在同行中的声誉,在科学界的认可,在高排名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对某一领域的智力贡献,也被认为是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从本研究看,很难在这不同叙事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在市场导向和学术导向之间存在着几种紧张关系,需要耗费研究人员的大量额外精力去平衡各种关系。因此,在市场压力下,保持核心学术价值和理想“学术中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许多研究人员之间似乎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市场化将进一步侵犯研究传统,从而导致越来越少的学术兴趣和个人发展的机会,以及对公民社会和公众利益的损害[18]。与这种恐惧相关的是,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某种抵制和对“回归基本战略”的渴望可以在每一个学术单位中找到。学者们用强烈的怀旧语气表达他们不愿意增加创业导向的态度,研究者们渴望在工作中享受学术自由失落的黄金时代,从而表明他们对传统学术价值的承诺。尽管如此,在市场导向和学术导向之间取得平衡似乎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强调学术价值是他们职业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他们指出,如果不能从事具有智力挑战性的课题,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追随自己的研究兴趣,他们会觉得这份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学术界如何能在灵活应变的同时,保持其独特性和核心承诺,维持其对资深学者的吸引力,并在未来吸引有能力和献身精神的人投身学术职业?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减少这些困难,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平衡与学术工作相关的相互冲突的期望和要求。在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则需要大学更加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外部压力的变化并不一定对科研活动和观念产生自发的机制性影响,外部的影响会在历史的、社会的和认知的因素所建构的科研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作用下而不断发生着过滤。这意味着文化因素就像“缓冲阀”一样,使大学没有成为一个简单适应经济和政治需要的机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中发生的向市场导向和管理主义发展的变化对学术工作没有机械的影响。学者不是外部作用的被动对象,而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建构和集体持久的价值观、基本信念、道德和规范来解释和回应外部需求。此外,可以认为,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包含了在不同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各种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面。换句话说,学术界的组织文化为个体学者提供了几种叙事形式,通过这些叙事形式,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各种工作经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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