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心宁独觉 无待自相忘——缅怀萧萐父先生景海峰
“直心宁独觉，无待自相忘”句，出自萧萐父先生写于60年前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当时先生刚从武大毕业，任教华西，意气奋发，与情侣偕游峨眉，直抒感天感地的精神美。其早年的纪游句深达《庄》意，风骨嶙峋，透显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质和向往，每每想起萧先生，不经意间就会联想及此。在惊闻先生驾鹤西归之后，深切缅怀，这个印记就愈发地突出了。先生曾经著文大加赞誉船山之人格美，为其精魂画像，想起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先生，他那极富感染力、令人景行仰止的人格辉光同样也熠熠夺目、让人神往。
萧先生与业师汤一介先生友情甚笃、交往频密。早在年，他们就因仰慕湖北乡贤熊十力先生的学问和人品，而思共同筹划编印其著作。当时，余就读于汤门，自然参与其事，在两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下，这就有了一段搜集、整理和编校熊十力著作的长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之中，萧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提携，言传身教，瞩望殷殷。记得当时他就派了学生郭齐勇、李明华等由武汉来北京，我们一起往访梁漱溟、熊幼光等先生，搜集各种资料和线索。接着又与齐勇兄结伴到上海，拜访了田慕周、潘雨廷等先生，并联同熊世菩及其家人，查找、探访熊先生的遗物和旧踪，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和书籍等，不由得大喜过望，那份激动的心情，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年初夏，系里委派我招扶年事已高的张岱年先生去武汉参加“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在会中第一次见到了心仪已久但尚未谋面的萧萐父先生。那时，萧先生刚刚年届花甲，头发似已稍白，面庞清俊而红润，与人接触，总是笑声朗朗，亲和感人，显得非常有活力。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讲话时极富有感情，语调抑扬顿挫、高亢激越，恰似那极具穿透力的川江号子。作为大会的主要召集人，萧先生忙前忙后，调度一切，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正像他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这次会是在“朋来无咎”的愉悦气氛中开始的，东湖七日，如切如磋，又在“同人于野”、“笑言哑哑”的欢快心情中挥别。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易》学研究的第一次盛会，对推动《易》学的发展、乃至于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繁荣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国性的《周易》研究会筹备组织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酝酿组建的，这就为20多年来的“易学热”之持续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年春，余随汤一介先生南下粤地，供职于新建的深圳大学。不久，汤师联络各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齐聚于深大，召开“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当时可谓是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北京有汤一介、庞朴、乐黛云、刘梦溪等，上海有王元化、庄锡昌、朱维铮等，武汉的萧萐父，杭州的沈善洪，西安的陈俊民，广州的张磊、袁伟时等，以及来自美国的魏斐德（Wakeman）和杜维明。这批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学者，齐集于一处，开怀畅叙，筹划评点，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之大好局面的早日到来而谋求大计。作为与会的重要人物，萧先生作了文化哲学启蒙以及改革开放反思的主旨发言，并应邀为深大师生作了一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开放和文化交流之关系的演讲。记得当时在深大中文系执教、后来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的刘楚才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内中有对于这次演讲之现场情景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总之是气氛热烈、人头涌动，异常的火爆。那时，萧先生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力倡中国的“哲学启蒙”和“文艺复兴”说，又在构思《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一文，主张我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否定性批判功能和现代化思考中的“补课”意义，所谓“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的”，这样一种千回百折、艰难困苦而又步履蹒跚的困局，需要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批判。以萧先生为代表的理性启蒙之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被视为是诸多主张之中的重要一派。
在那年的年底，萧、汤两位先生又联手发起组织，以武大和北大的名义在湖北黄冈召开了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冉云华、成中英、杜维明、姜允明、坂元弘子等海外的学者远道而来，北京、上海也来了不少人，有些是熊先生的学生或亲炙其门的，虽年事已高，也不辞辛劳地千里迢迢而来。因为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又天寒地冻，旅行很不容易。记得我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汉，因为去黄冈的时间已晚，只好在汉口站附近的旅馆里耽搁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往会议地点，又在渡口滞留了几个小时，下午才到达，开幕式早已经过了。听说有人赶到汉口机场，因为大雾，又不得不折返。所以，那些老先生能莅会，实属不易。开会前，在萧、汤二位先生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我和郭齐勇等将悉数收集到的熊十力先生的书信、遗稿等作了初步的整理。由我负责的那一部分，经过辨识与分类之后，编辑成一册《十力书简》，油印了百余份交给大会分发予各位代表，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在会间，或游览黄州赤壁、参观熊十力墓和十力学校时，不时地向萧先生请教，接谈甚多，这对于我理解熊十力哲学的一些关键之处，帮助很大。后来，先生还叮嘱了一些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将撰写会议综述的任务交给了我。会议中，记得有书画展览，萧先生对一幅描绘熊十力的人物画颇为赞赏，于是我请坂元替我和先生在画像前留了影。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开了深入探讨现代新儒家人物的先河，是20余年来国内新儒学研究的一块里程碑。
年岁尾，由霍韬晦先生发起，在香港举办了“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来自海峡两岸（包括港、澳）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首次有机会以较大的规模聚首一处，共同参与同一个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办单位法住学会邀请了十几位大陆学者，由萧萐父、方克立、李锦全等先生领衔，台湾方面来了牟宗三先生，以及《鹅湖》系的一干学者，杜维明、墨子刻（T.Metzger）等海外学者也参加了。会议组织的非常细致和周到，分组讨论，设有主持人和评论人，有提问与回应，程序和时间都是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来进行，这些“程式”，现在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在当时却颇感到新鲜。萧先生作为四川人，对乡贤唐君毅先生夙怀敬仰之情，他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唐君毅先生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一文中，称唐君毅“德慧双修”、“教泽广远”，是自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哲人”。这些评价，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会议期间，萧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晚上到尖沙咀一带看圣诞节灯饰，一路上谈笑风生，欢语不断，至今想来，还似就在眼前。会议结束之后，萧先生偕齐勇兄由港返汉，途中曾在深圳小住，我将他们安排在学校的粤海门客舍，亦邀请来家中做客。当时，小儿方三岁，先生喜之，抱于膝上，以一玩具偶人逗之。小儿曰：鬼。先生说：哪来的鬼！意思是哪里有什么鬼。一时满堂人哈哈大笑。
年2月初，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发起召开“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料会前数日，冯先生竟蘧归道山了。后来，会议还是确定如期举行，收到通知后，我匆忙地乘火车赶到北京。会议安排在较为偏僻的（中央团校）万年青宾馆，不易找到，又因为火车晚点，七拐八拐的，等辗转找到驻地时，夜已经很深了，可能快2点。服务台给了一个房号，说是已有人入住，打开门一看，竟是萧先生，已经睡着了。我赶忙退出，一边嗔怪服务员，一边要求另行安排，不该去打扰老先生。但找来找去，竟然没有其他的空床位，不得已，只好又打开了门。这时，萧先生醒了，我连忙道歉，并说明情况，先生没有丝毫的不悦，看着我发窘，反而连连地安慰我，一个劲地说没关系，问我路上的情况，又问饿不饿，还要找东西给我吃，我再三地道谢并劝止，他这才没有起来，不然我会更愧疚。
与萧先生同住的几天，睡前总是要唠唠家常，但谈论最多的还是现代学术和老辈学人这方面的话题，一说起来，两人常常是兴奋不已。先生的绘声绘色，固然引人入胜，我的穷追不舍，也使打开的话匣子关不住，就这样，联床夜话，不知几度东方既白。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萧先生不但对我的学业状况很是
